村之书

        新建的房子，里面空荡荡冷冰冰的，我们会尽可能地把它变得无比温暖，然后舒舒服服地呆在里面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对于空间的驾驭，我们越来越在行，可时间呢？它似乎从来就在驾驭我们，根本不留给人半点翻身的余地。 

        时间尽管无情无义，但在钟表发明之前，它总有些温度：太阳东升西落，月亮阴晴圆缺，春夏秋冬寒来暑往……岁月自是不饶人，却多少还是有些诗意。自从钟表出现之后，时间就始终板着一副面孔，成了一部冰冷的机器，无论现代人花了多少心思让钟表看上去可爱，可它那不紧不慢刻板无聊的滴答声，那不慌不忙永远跳动的数字，就像催命鬼一样让人紧张兮兮。 

        据说守时是现代人的美德，可我宁愿不要这种美德，去过那种看太阳方位行事的生活。一种机器培养出来的品德，就像《摩登时代》里工业流水线培养出的卓别林一样，哪里有美可言！ 

        其实我是个非常守时的人，但我对钟表却没什么好感。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萨尔瓦多•达利（Salvador Dali）的作品《记忆的永恒》（The Persistance of Memory）时，简直是又惊又喜，把钟表摊成湿软的薄饼挂起来，既解恨又可爱。大师就是大师，达利的想像力和他的言行扮相一样，让人无限震惊。我有时会仔细而长久地看他的作品，任思绪飘忽在现实与梦境之间，其乐无穷。 


      《记忆的永恒》，1931年，布上油画，24x33厘米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。 


        超现实的达利。

        虽然我很早就喜欢《记忆的永恒》，虽然我对钟表有些抱怨，可真正形成以上关于时间机器的观念，是到了新疆之后。 

        我是在“北京时间”里长大的，一般早上6、7点起床，8点上学上班，12点午饭，晚上12点睡觉……。新疆却向西跨越了两个时区，相比北京时间，一切都延后了两个小时。早上10点上班，下午2点午饭，晚上10点太阳都还没落山。一开始我总是不习惯，时常在晚上8点时望着高高的太阳惆怅：内地这时天都黑了，你怎么还挂在天上呢？吃饭睡觉的时间也时早时晚，有些混乱，有时连心情都有些焦虑起来。 

        后来我发现，很多新疆当地人，特别是少数民族居民都用的是“新疆时间”，他们的钟表比北京时间慢了两个小时。我也试着放弃北京时间，调整了自己的钟表，结果一切都正常起来，我很快就像回到水中的鱼，焦虑们一扫而光。 

        有次我们在北京时间晚上7点吃过饭后出去散步，遇到同样是内地来的同事，他们惊讶于我们如此早就吃了晚饭，当我们问他们几点吃饭时，他们说：“不管几点，反正太阳落山了才吃饭！” 

        此时我才意识到，我们完全是“北京时间”的标准产品，始终按着它的指挥做着机械的动作，自己却一点都不察觉，这是很可悲的。 

        但更可悲的是，当不适与冲突出现后，我们宁愿怀疑太阳，居然也不怀疑它的合理性与权威性，哪怕它仅是个空洞的观念。